唐代是我國茶葉生產大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。茶的商品化在當時衣產品中是很具典型的。而且茶學、茶道、茶政、茶文化等開創了歷史先河，為后世奠定了基礎，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一、唐代茶葉生產大發展的原因
唐代是我國封建讓會的鼎盛時期。唐代對各種思想、各族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方針，儒、釋、道都比較發達，他們一致賞識茶性高潔清雅，贊茶為瑞草魁、瓊蕊漿，認為品茗有助于修身養性，陶冶情操，增添樂趣，甚至羽化成仙。唐代大興宗教，廣建寺院，僧侶深居山林，自然環境優越，廣種茶樹，名山出名茶。除滿足自身供佛、坐禪、贈施主、待香客外，還投入市場，為寺院積累資金，所以他們為飲茶習俗的傳播與普及起了積極作用。安祿山反唐，北方遭到嚴重破壞，全國經濟重心南移。氣候溫和，雨量充沛，土壤肥沃的南方各地得到開發。在墾荒造田的同時，茶樹種植面積逐步擴大，成為山區主要的經濟作物。
由于安史之亂，人們背井離鄉，田園荒蕪，生產下降。肅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，因限制沽酒，對酒課以重稅，一斗酒價約三百文，可買六斤茶，詩人社甫有詩云：“街頭酒價常苦貴”，于是嗜酒者轉向飲茶，文人墨客大興以茶代酒之風，把初唐盛行的酒宴，革新為儉樸典雅的茶宴、茶會，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風氣，在各階層中廣為流傳，茶的社會銷售量日益增大，刺激了生產的發展。
宮廷倡導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。他們酒池肉林，淫聲歡飲。茶自然成為理想的飲料。宮廷常設茶宴：“又賜飲于曲水，蹈午跼地，歡呼動天。況妓樂選于內坊，茶果出于中庫，榮降天上，寵驚人間。”并以茶賜近巨，中央機關飲茶已很盛行，“御史臺三院…兵察常主院中茶，茶必市蜀之佳者。”王建也有“天子下廉親考試，官人手里過茶湯”的詩句。貞觀十五年（641年）．文成公主出嫁西藏，陪嫁禮品中就有湖南貢茶。1987年在西安法門寺出土的唐代宮廷金銀系列茶具，就是僖宗為供奉釋迎牟尼佛骨而秘藏于塔下的稀世珍寶。凡此種種史實，可見茶在宮廷的顯赫地位了。同時地方官吏也教民種茶，據《新唐書·韋丹傳》載：憲宗時韋丹任容州（今廣西北流縣）刺史“教民耕織，止惰游，興學校，屯田二十四所，教種茶麥，仁化大行。”政府從政策上鼓勵種茶。
陸羽《茶經》問世，對種茶、采茶、造茶、煮茶、飲茶、品茶、茶效、茶德等提出了一整套科學理論和方法，奠定了我國茶學的基礎，使“天下益知飲茶矣。”同時我國第三個溫暖期出現在隋唐時代（600一800年），8世紀初，梅樹植于長安，751年，長安種的柑橘結果。有利的氣候因素，也促進了茶葉的大發展。
二、唐代茶葉產區產量和種類
茶葉產區：陸羽《茶經》第八章，專門論述了唐代茶葉產區，他根據自然地理，把產區劃分為：山南、淮南、浙西、劍南、浙東、黔中、江南、嶺南八個道，即八大產區43個州。遍及現在的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湖南、湖北、陜西、河南、貴州、四川等13個省。云南是我國茶樹原產地之一，《茶經》未列入。《茶經》所列產茶州只有４３個，未能全面反映事實。筆者根據唐代詩歌、傳記等史料，補列楊州、升州（今屬江蘇），溫州（今屬浙江），廬州、池州（今屬安徽），饒州、信州（今屬江西），封州（今屬廣東），永州、朗州、岳州、溪州、辰州、沄州（均屬今湖南），歸州、施州（今屬湖北），澤州（今屬陜西），燮州、渝州、涪州、資州、嘉州、利州、茂州（今屬四川、重慶）等24個產茶州，雖然詩歌，史料中所列的“州”與上述八大產區州的所轄地域范圍不同，但足以說明唐代產茶區域之廣闊了。
茶葉產量：唐代茶葉產量史無記載。但根據稅額、傳記、野史等資料推測約為80萬擔，還有貢茶、私茶、禮品茶未包括在內，其產量可能要大于這個數字。
茶葉種類：根據《茶經.六之飲》載有：粗茶、散茶、未茶、餅茶四種。唐代以生產餅茶為主，粗茶、散茶、未茶極少。粗茶可能是采摘粗老經簡易制作的一種茶。散茶可能是指炒青茶。劉禹錫貶謫助州（今湖南常德）時所作《西山蘭若試茶歌》有“須斯炒成滿室香”之句，佐證中唐時期即出現了炒青綠茶。末茶是什么茶？較難理解，因為餅茶也要搗碎碾未才能煮飲。利用水力把餅茶磨碎成為一個品種是宋代的事。陸羽還把餅茶分成八個等級。
關于采茶的季節，據《茶經.三之選》云：“凡采茶，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間”。唐代提倡采摘細嫩的“明前茶”。四月采的茶可能是指氣溫偏低、季節較晚深山峻嶺的野茶。看來只采春茶，不采夏秋茶。但是根據詩詞和傳記卻有采秋茶的。唐代氣溫偏高，采摘細嫩，有利于茶樹保養，少數地方采點秋茶完全是可以的。
唐代的名茶不少，根據唐代李肇《國史補》記載有：“劍南有蒙頂石花，或小方，或散芽，號為第一，湖州有顧渚這紫筍，東川有神泉小團、昌明獸目…”。名茶中以四川蒙頂茶為第一，號稱“仙茶”。浙江紫筍茶，江蘇宜（義）興的陽羨茶同列第二。這些都屬于國家級的名茶，還有很多地方級別的名茶，不勝枚舉。茶中珍品，盛極一時。
三、唐代茶園所有制和制茶作坊
唐代茶園所有制有三種：即官茶園、集體所有制茶園或稱寺廟茶園，即以寺廟道觀為單位由僧尼集體經營的茶園，一般都具一定規模，且制作精良、品質優異，多為名茶，在市場上享有聲譽，對寺院經濟的膨脹有密切關系。第三種是農村個體經營的茶園，包括士大夫，自耕衣，雇衣經營的茶園。士大夫經營的茶園規模校大，雇工采制，如《太平廣記》載：“九隴人（今四川彭縣）張守珪，家甚富，有條園在仙居山，每歲采茶人百余輩，男女傭工雜處園中……”這顯然是一個頗具規模的茶園。白耕農經營的茶園占絕對支配地位，是商品茶的主要來源，是他們謀生的主要手段。詩人李商隱說，“滬州（今屬四川）所管五縣百姓……作業多仰于茗茶，務本不同于秀麥”（《全唐文》卷772年）。雇農則沒有自己的茶園，租入耕種，以謀生計。陸龜蒙曾隱居顧渚治山，且“置園顧渚潔山下，歲取茶租，自判品第。”《新唐書，隱逸·陸龜蒙傳》說明陸氏把茶園祖給農民。雇農租入的茶園以實物（餅茶）向茶園主交納地祖，剩余的投入市場，交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，也是一種商業化生產。所以在唐代除了官茶園外，集體和個體兩種所有制茶園，卻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品化生產，從而促進了茶業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。
唐代制茶作坊，一股都設在茶山中，目的是便于取薪，選水和制造。皮日休《茶舍》詩云：“陽崖枕自屋，幾口嬉嬉活。棚上汲紅泉，焙前蒸紫蕨。乃翁研茗后，中婦柏茶歇。相向掩柴扉，清香滿山月。”反映了作坊是靠著山崖，全家老少都在歡樂地參加勞動，年青人在蒸茶，老翁在搗茶，婦女在拍茶（裝模），月亮出來了，他們還在制作餅茶。描述了晚唐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家庭制茶手工作坊的特征，他是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。植茶多的自耕農，還雇用有技能的幫工，工資多以餅茶支付。這些制茶作坊，都不是以使用價值出現的。制茶作坊的產品普遍商品化，是茶葉商品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。
四、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宏大的官茶圓 顧渚貢茶院
隨著李唐帝國建國時間的推移，封建統治者的消費欲和奢侈欲不斷增長，官工業制度有所發展。皇室宮廷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，也為了實施抑商政策，我國古代的貢茶制度，至唐代更臻完善，而且沿襲一千多年之久。
唐代的貢茶制度有商種：一種是官焙制度，即由官府直接專門設立御用焙茶作坊，如顧渚貢茶院。除朝廷指派京官管理外，當地的州官也有監督之責，屬雙重領導性質。一種是選擇茶葉品質優異的地方，每年定額上貢。
代宗大歷年間，朝廷擇定水陸交通便捷，茶葉品質上乘且產量集中，地處江蘇宜興與浙江湖州接壤的顧渚茶區，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座官焙茶園。宜興原產陽羨茶，陸羽推薦為貢品，湖州產紫筍茶，同列貢品。建宮焙后兩地所產的茶統稱為紫筍茶。
貢茶院規模宏大，人員眾多，職責分明，管理嚴密。有制茶房屋三十余間，還建有倉庫。采、制茶多達三萬余人。唐代官工業勞動者來源有三：一是奴隸，即選擇官奴隸中有技能者分配到官工業從事勞動，所占比例很小。二是征調民間有技能者從事無儈徭役勞動。三是和雇勞動，即政府控制一批專業戶，按社會上一般工資水平雇用，名譽上是兩相情愿的工資勞動者，析以稱為“和雇匠”。貢茶院召雇的勞動力即屬于這一類。朝廷對和雇匠較重視，為了防上官吏開苛扣他們的工資，曾三令五申嚴加防范。
顧渚在代宗大歷五年（770年）開始造貢茶院，并于貞元十六年（801年）建成。當時貢茶，“歲有定額，鬻有禁令”，而且貢額不斷增加，由幾千斤增到一萬八千四百斤，并規定第一批新茶要趕上皇宮“清明宴”，其余限四月底全部送到京都長安。春茶采制季節，湖、常兩州刺史，要親臨督選。并在顧渚山啄木岑建“境會亭”，共商修貢事宜和鑒評貢茶品質，官員云集，張燈結彩，載歌載舞，盛況空前。如制作不精，運送不及時，是要治罪的。文宗開成三年（838年），湖州刺史裴元，便因“貢不如法”，貢茶制作不精而罷官。
五、唐代農產品中只有茶是典型的商品化生產
在唐代農村自然經濟結構中，農業生產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性生產，是一種使用價值的生產，只有茶因為飲用習俗的普及，國內銷售量不斷增長，市場活躍，而且遠銷邊疆和海外，所以是商品化生產的典型。因而種植逐步形成區域化和專業化生產。安徽祁門縣：“邑之編民五干四百余戶，其疆境亦不為小，山多而田少，水清而地沃。山且植茗，高下無遺土，千里之內，業于茶者十七、八矣。由是給衣食供賦役，悉恃此祁之茗”。四川蒙頂茶區，“竟栽茅以規厚利，不數十年間，遂斯安草市，歲出千萬斤”。江西、浙江、湖北等省也出現類似情況。
茶葉種植區域化、專業化、商品化，促進了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。唐代茶商從經營性質可分為官商（即榷茶）和私商。從經營方式可分為行商和坐商。
行商：即私人茶商從產地采購，按章納稅，從南方運往北方長途販賣。通過行商溝通生產者與消費者、茶山與市場取得聯系。茶葉貿易也形成了各自的路線和市場。
由于經營茶葉可獲厚利，使一批“商賈以起家”，資本累積增多，成為富商大賈。經營茶葉的人越來越多，有些人聯合起來，勾通官府，“相為表里”，挺而走險，武裝搶劫財物，作為販運私茶的資本。晚唐杜牧任湖州刺史時曾上書朝廷云：“凡千萬輩，將販私茶，亦有已聚徒黨……所劫商人，皆得異色財物，盡將南渡入山博茶”。說明某些私商求利心切，競到了不講道德不擇手段坑害群眾的地步。
坐商：唐代的商業性質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轉化，城市出現了固定的市肆，商業不單是販運而與生產有機結合，并向生產者投資、茶商在“城市都開店鋪”或“煎茶賣之”。井出現了中間商人曰“邸店”，即如現在的茶棧，代客堆放、賣茶葉，抽取傭金。還出現了經營批發的茶行。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出現了官辦或私辦的原始金融組織曰“飛錢”或曰“便換”，大大方便了茶商流通資金金的匯兌。農村出現了“草市”和“圩市”，猶如當今的集市貿易。杜牧有詩篇描述了浙江長興茶山草市的情景。
唐代的廣州、閩州、揚州和明州（今寧波）是茶葉對外貿易集散地，日本、新羅、印度等國都來華貿易，所有這些新鮮事物的涌現，更加促進了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。
六、唐代的茶政
茶政是指行政管理的政策和措施，也可以說是茶葉經營的立怯。我國的稅茶、榷茶、貢茶、茶馬市制度均始自唐代。從茶法也可以窺視唐代茶葉商品經濟的發達了。
初唐執行“去奢省費”勤儉建國的方針，政府全年開支不到三百萬，中宗登基之后，漸興奢侈之風。玄宗后期，政府開支每年竟達一、二千萬。賜安祿山宅第，令不限財力，務求壯麗，以上銀為廚具。安史之亂，軍費開支浩繁，而且藩鎮割據，截留中央稅賦。致使中唐時期出現了財政危機。到肅宗時，兵災歲歉，財政更加空虛，到德宗年問，已十分枯竭。而中唐茶葉生產發展很快，購銷兩旺，“山澤以成市，商賈以起家”。在這種形勢下，李唐帝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，開始制定茶葉經濟法規，且歷代沿襲下去，成為定制。
稅茶：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．戶部侍郎趙贊為充盈國庫，贍濟軍費，建議竹、木、茶、漆皆征10％的稅。當時是作為權宜之計，所以至興元元年（784年）下令停征。把稅茶法規固定下來是貞元九年（793年）正月的事。鹽鐵使張滂因賦稅不足，國用匱乏，在產茶州及交通要塞，委派鹽鐵度支巡院設置茶場，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價，每十稅一，自此稅茶在我國歷史上宣告正式建立，年得錢40萬貫，一律解送中央，由朝廷直接掌握，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往。州縣看到中央征收稅茶，他巧立名目，投立關卡，敲詐勒索，對正常的茶葉販賣破壞性很大。
自武宗起開始禁緝私茶，文宗開成五年（840年）規定：“納錢決杖之法”：茶農私賣10斤至100斤，納錢100文，決脊杖20下；至300斤，決脊杖50下，錢如上數。三犯之后，“委本州收管，重動徭役”。商人私販，從10斤至300斤，決脊杖15下，“其茶并隨身物沒納，給糾告及捕捉……送本州收管，使別營生。再犯不同多少，準汝處分，三百斤以上即是恣行兇狡”。宣宗大中（847－859年）年間，鹽鐵轉運使裴休立“茶法十二條”，禁止各州層層設卡，并取締私茶，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，使“商旅既安，課利自厚”。但禁令殘酷，販賣三次，每次滿三百斤，論死。結幫長途販運者，不論多少，一律處死。茶農私販100斤以上，杖脊。犯三次處以重役，毀棄茶園者，以鹽法論處，大大強化了茶法。因此“天下稅茶倍增貞元矣”。突破年收稅80萬貫，“鹽茶之利溥于丁田”。
榷茶：這方面的內容見《榷茶制度》一文。
貢茶：貢茶起源于周武王，但那時只是萌芽狀態，僅是部落向王室敬獻的禮品，尚未形成制度。唐代貢茶制度有兩種， 種是官焙制，已如前述，一種是定額上貢制，計有包括紫筍茶在內的十六個州（郡）．這是國家級貢茶，地方官吏也自行制定貢額，中飽私囊，所以其數量當不在少。
貢茶是赤裸裸的掠奪，加重了茶農的負擔。其特征是產品直接供朝廷使用，不是商品化生產。它繞過商業流通渠道，縮小了商業經營的范圍，是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，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。但貢茶制作精良，產品質量優異，這就推動了技術進步。同時對增進地區聯誼，發展驛道交通，客觀上也起了推動的作用。
馬市茶：也起源于唐代。安祿山反唐時，回紇曾兩次派兵助唐平亂，為酬謝回紇軍援，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．唐送回紇絹二萬匹，回紇則贈唐駿馬二萬匹，換回茶和絲，自銷之外，運往中亞地區銷售，對回紇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。從此，我國封建社會確立了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茶馬互市政策，宋、明時期也有所發展，，成為封建國家一項邊陲要政。
在唐代，農產品商業化進程并不顯著，事實上直接連銷國內外市場主要只有絲綢、陶器和茶，所以茶的商業化進程十分典型，商品經濟繁榮昌盛。
